亲姐

万毅将军是一位既能打仗亲姐，又能从事政治工作的军事将领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万毅的职务变动频繁，先后在炮兵、二机部和总参装备部等部门任职。1959年，庐山会议时，他因牵连事件被迫脱下军装，并调任到陕西省工作。在随后的17年里，他经历了不少波折，既有生活上的困境，也有工作上的挑战。1966年，他被造反派押送到北京，长期关押在一个昏暗潮湿的环境中，遭受了极大的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。

1973年11月，万毅恢复自由后，专案组将他送到公安部招待所。当时，陕西省委已经根据上级指示派人来接他回陕西。万毅在招待所里问两位来接他的工作人员：你们是要押解我回去，还是让我协助回去？这两位工作人员很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他们也知道上级已经作出了指示，怎么可能押解他回去呢？他们回答说：是来接你的！万毅听后，答道：那好，你们就按我的安排办吧，我现在没有其他要求，只希望能恢复自由的待遇。请允许我在北京检查身体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模糊，看不清楚了。然而，这是否能在北京留下，并非这两位工作人员能决定的。要看上级是否同意他留下来。于是，万毅给李先念写了一封信，详细叙述了自己的情况，表达了希望能留在北京治病的请求，并请韩念龙转交上去。李先念收到信后，批示同意他的请求，并安排他按照原来的医疗关系留在北京。

有了中央领导的批示，宁波品茶交流群陕西来的工作人员自然也无法再反对，他们只得返回。于是，万毅离开了招待所，去住在大女儿家里。由于身体状况已经非常糟糕，很多医疗措施也无法挽回恶化的情况，万毅的视力严重受损，几乎半失明，连看书和报纸都不可能了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听收音机。尽管他能够留在北京，但由于头上依然戴着政治帽子，女儿和女婿也受到了连累。有人指责万毅的女婿，要求他与万毅划清界限。万毅知道后，觉得自己不该让孩子们为难，便主动找到了总参谋装备科，希望能帮助自己找到一个单独的住所。新任副总参谋长王尚荣批准了他的请求，最终他一个人住了下来。宿舍大院里的许多人对他非常友好，大家一起就餐，生活上也给了他不少照顾，这让他感到了一丝温暖。

1977年，十一大召开期间，万毅向中央写了申诉材料，请求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亲姐，并重新安排自己的工作。根据邓小平的指示，他被安排到总后勤部担任顾问。虽然这只是二线工作，但万毅已感到满足，至少证明了自己的历史并没有问题。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，部队开始进行拨乱反正。1979年，关于万毅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错误定性和所谓的不实事件，最终被否定了，长达20年的冤屈得以平反，万毅终于如释重负，仿佛云雾散开，见到了明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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